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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17-07-10 编辑:admin 有位读者读过此文
必须允许教师的别样生态

必须允许的别样生态

——06年1月6日,

作为高访,参加朱小蔓主持的“建设现代学校的职能”中期答辩会。会上,研究者就学校的平衡发展,提出“生态平衡”的概念,并强调“允许别样生态”。由此,我想到了教师的成长生态。

现在大家都在提“自然生态”的平衡。相关专家指出,社会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平衡同等重要。依此类推,的发展规律也应该有这种“生态平衡”。

当今,学校要发展,目标不应仅仅停留在多少年一直不变的“教书育人”上。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学术结构在变,学习氛围也在变,干群关系、师生关系也在变化……这些巨大的变化,反映出我们的舆论已经开始朝向着世界化的“自由”方向发展去了。

然而,面对传统与习惯、经验与成绩,我们要想在规定动作的课堂以外“走出一步”,甚至比登天还难。教师的专业要想拥有尊严,面临的首要难题不是来自家长、社会,而恰恰来自我们教育界自身。于是有人提出,“不跪着教书”——实际上就是说,今天的教师必须以一种特别的姿态迎接来自教育乃至时代的挑战。

因此,作为研究教师现象的工作者,必须秉持扎根现场的理论——中国需要的是既前瞻又有实效的研究,要思考:现代学校的教师应该建立怎样的专业结构?如果用“生态分析”的视角分析,教师的专业成长,是加入到普通意义的“合唱声音”中来?还是关照教师生命,凸现教师个性?在中国教育的现有环境下,思考与研究应该保证什么样的张力?应该研究什么样的生态?

就课堂教学来说,多年来我对待教学权威的观点就是坚定不移地执行,总是全盘“拿来”、“不敢越雷池一步”——这成了毋庸怀疑的习惯。而且,当我总是着力于为了完成这种“规定”,生命便因失去思想而渐渐麻木。日子在懵懵懂懂中走过,好像这就是最自然而然的水到渠成。我们不假思索地将本来只是参考的答案直接“下载”或粘贴到了课堂,而没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过程。我们总是习惯于找现成答案“这个问题教参是怎么解释的”,若能想想“为什么这样解答”已算深刻。其实,对于文本,我们可以再深一层钻研,这个文本为什么这么解释?有没有更丰富或更多维的理解?然而,连这样的想法,我们也常常会被认为是“出格”。可想而知,这种缺失创造的课堂活动,就好像在规定的跑道上,重复一场早就知道结局的比赛。

面对一些传统的观念,以及传统的教学经验,特别是新课程改革、网络冲击的今天,教师需要的内在生成的“智慧”与“思想”已经很明显摆在我们面前,于是我们开始怀疑以往的“教育观念”垄断的权威依据。有教师开始“苏醒”。

然而,当有人开始以“思考”的方式对待自己的教育教学的时候,呈现在他人面前的面貌确往往是“另类”的。面对于此,有管理敏感的校长应当鼓励教师们大胆尝试,如果出现一点偏颇可以及时帮助纠正,但不要动不动就下定论或打棍子。这也正像毛泽东曾经强调的要注意“保护少数”。“少数”固然未必都能成为真理,但真理必定在少数之中。这是被大量历史事实所证明了的。

这就好比《狼图腾》中保护“少数”的意义——在这个环境中即使出现“狼”你也不要匆忙去消灭它,因为它也许是这个环境中维护“生态平衡”所不可缺少的一份。这又好比一首交响乐中的“不谐和音”,孤立地看它是丑的,破坏性的,但在乐曲的整体中它却是建设性的,有益的。

“少数”能否成为真理,要靠实践来检验。但检验社会科学的标尺是“软”的,掌握起来颇难,它常常需要多学科的参与,还须多角度的参照,有时还要求较长的时间考验。在这过程中一个至为重要的环节就是,我们的教育环境要给教师们提供一个广泛的自由空间,鼓励当今出现的不同现象出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

有些事情,本来是贯彻百家争鸣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可惜有些专家压根儿就没有走进过你的课堂、真正聆听过你的想法,只是听说或者看过你的文章或者某个教学片断,没有好好结合当时当地背景,没有进入当事人的心里,仅凭想当然的推算就简单粗暴地“鉴定”甚至否定。有些教师非常勇敢,尝试着突破和改革,我们当然有权利对这某些观点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是在“求同”行为背后是否应当允许留给“存异”一定的空间。试问,谁能保证自己的观点肯定就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退一步说,即使确实是批判者有理,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难道就不允许别人换一个角度对它再推敲一下吗?君不见,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达尔文的进化论,甚至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这些长期被公认的真理,现在它们不都一个个地在遭遇质疑吗?难道,这些质疑者都是冒天下之大不违的疑凶?

轻下断言的直接后果是造成万马齐喑的一言堂,震慑了有勇气推陈出新的新锐教师,禁锢了专业智慧的正常发挥。在我国,技术层面的发明家王选、“体育王子”李宁、“钢琴王子”朗郎等是多么了不起,唯独在思想领域近代以来几乎没有产生过一位有世界影响的思想家!没有这样的思想家就意味着我们的教育还缺乏世界先进的“软实力”,没有这样的软实力终将导致国内民族凝聚力的缺乏和民族智慧的衰退——然而,这一切,需我们教师们,乃至基础教育界要好好“奠基”!

我们有过春秋时期思想家群星灿烂的时代,中华民族的国际声誉相当程度上是由他们为我们奠定的。还在奴隶制时代,我国就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民主的盛况。直到20世纪上半叶,在我国经济相当贫困的情况下,还产生过象陈鹤琴,陶行知等杰出的教育家,为什么到下半个世纪,教育环境、硬件设施更好了,思想的火种反而没有了!难道我们今天的民主精神还不如2500多年前的孔子所处的时代?这是个值得我们慎思的大问题。

我认为,长辈和权威要多一些大家的肚量和气魄,从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思路出发,抛弃“圈养式”的教师培养思路,让雄鹰自由高翔,让群鸟在自然生态的环境中觅食、生长,不要“单饲料”的统一喂养,而使老师们终被驯化而失去了野性和勇气。

青年时代的德国伟大诗人和戏剧家席勒,在他深切感受到他的自由天性受到现实环境的严重束缚时,发出这样撕肝裂胆的呼叫:“他们要让我把我的身体压缩在女人的紧身衣里,把我的意志压缩在法律里。但法律只会把雄鹰的飞翔变成蜗牛的爬行。法律从没有产生过伟大人物,然而自由才造成巨人和英雄。”

这位伟大哲学家和思想家的怀有切肤之痛的中肯之言,值得我们这些为生命奠基的教师们,以及领导我们的校长专家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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